娟娟丘陵，在这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都昌，有一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——都昌鼓书。它从大宋走来，历千年而不夭，并繁衍出多种艺术形式，至今屡屡在省市艺术大赛中夺魁，有的载入国家艺术志书，成为一支永不凋谢的艺术奇葩。 

　　都昌鼓书的道具是一鼓一板，击鼓渲染气氛，打板点拍节奏。这种形式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。清《都昌县志》载：“唐贞观二十一年（公元648年）从祀”于大成殿的有大批先贤先儒。在祭祀和佾舞图中，乐器有建鼓、大鼓、楹鼓、应鼓、巩鼓、编钟、特磬、笙、笏、篪、笛、瑟、琴、埙、排箫、搏拊等。可见，鼓在一千五百年前已为都昌乐器之最。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都昌各处仍有制鼓者，且品种繁多，堪称鼓之乡。搏拊，空心木乐器，须置架上，由双手或单手击打演奏。大鼓和搏拊只适应坐堂演唱，并伴以锣、钹、铙，却不适应行走、站立和表演。于是，艺人将大鼓改为小鼓，搏拊改为夹板（有二片、三片的），以便携带。演唱时右手击鼓左手打板，需要时，夹板可当扇、当书、当枪、当朝锏等象征性道具使用。 

　　都昌鼓书，俗称“唱传”，而唱传源于“讲传”，讲传始自“讲学”，讲学兴于宋。（宋真宗有言：“秦衰则经术道息，汉盛则学校兴行”。）史载：“都昌之学建于唐咸通中，宋因之，建炎之后更，作者皆有记可考。”  

　　都昌历史悠久，《禹贡》曰彭蠡，汉初设枭阳，上唐置都昌。晋起，都昌文化渐兴。县志载：“生长枭阳五柳乡”的陶侃子侄，励志攻读，楷为乡里；罗隐强山鼓琴吟诗；谢灵运石壁精舍翻经。及后，张九龄、李白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李纲、朱熹、文天祥、刘基、李梦阳、郭沫若等历代文豪志士，在此留下诸多史迹和诗文，共同铺筑了都昌厚实的文化根基。宋后，大批本土理学名儒名仕辈出，如：宋开国元勋刘彦诚六代名臣，理学黄灏父子四鸿儒，吏部尚书彭蠡子兄三进士，兵部尚书曹彦约父子“三士衮，四士冕”，名儒冯椅两代三进士、五臣宦，皇赐儒林邵庆、刘元龙，一门忠烈丞相江万里，“与程朱胡蔡五星之配”的陈浩世历宋元明七进士巨著；明儒邵嵩，名臣余濂，御史余应桂三起三落终身事朝；清师邵良杰，皇爱余靖献，名儒刘豢龙，神童陈章炳，清官邵士龙风披八世孙……举不胜举，数以百计。仅宋进士一百四十余名。他们著书立说，创建书院，教化乡里。宋时，已有汇东书院、经归书院、宝林书院、黄坤书院、张元贞书院等，仅汇东书院广至二十间。“诸生以时读书，习礼其间” ，“终日讲习指南而不知归”——讲学如春风浩荡。及至元明，又添讲堂、书舍、学宫多处，都域四处皆朗书声。自宋至清，都昌文仕著书集说二千多卷，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囊，而宋居半数多，且有多人受皇嘉御赐。其时，“高者以文艺为媒”，于是，“讲学”派生“讲传”，习诵者见教，失习者见识。宋后，“讲传”风靡城乡，茶馆酒楼不乏其人，阡陌村舍聚合成群。人们从“听传”中得到教化，增长见识，娱悦于心。 

　　元明两代，安徽、湖北灾民纷纷逃至鱼米之乡的都昌，多以卖艺乞讨，将花鼓、道情带入都昌。这种以唱为主，以击为辅的艺术很快被都昌艺人吸收，并知悟以此为业也可糊口也可行乐，于是，将花鼓词、道情曲演变成本土深有根基的“唱传”，即边击鼓边唱传。演变后的击鼓唱传因增加了音乐、道具艺术成分，很快盛及城乡，迅即普及城乡，并有专设书场，同时诞生了鼓书职业艺人。据现存的袁老艺人回忆：师傅张花毛（晚清人）以鼓书为生，在徐埠书场坐场；张幼年在张岭学唱鼓书时，其师傅说“打鼓唱传，唐朝就有”。 

　　都昌鼓书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形成了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：东南道情腔，西北说书腔。至于何使东南倾道情，未考；而西北重说书有据——宋诸书院多置西北，历来西北“讲传”盛于东南，故“讲”技流传于后而成“说书”，再进鼓书之“唱传”，一路承袭。两派之别在于：道情腔委婉缠绵，坐唱为主，以曲调和音色之绵柔，叙事传情，勾人心魂，悲时催人泪下，欢时哄堂大笑，具有很强的音乐感染力；说书腔刚烈，抑扬顿挫，站唱为主，“三分唱，七分说”，表演性强，能塑造人物性格、语调，能模仿鸡鸣犬吠，能渲染车滚马啸、枪炮鸣的、雷电风雨、刀光剑影、厮杀惨烈的气氛，亦可描绘情意绵绵、春江花月的美景，惟妙惟肖，引人入情入景，把“死书说活了” ！ 

　　千年鼓书凝聚着无数艺人的智慧，他们创作了上自远古神话，中及各朝传记，下至当代故事的无数唱本，内容涵盖中华五千年文明史，如：《封神榜》、《三国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罗通扫北》、《薛刚反唐》、《唐明皇游月宫》、《郭子仪挂帅》、《宋太祖三下南唐》、《说唐》、《岳传》、《水浒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五虎平西》、《张勇打擂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破金山》、《天宝图》、《万花楼》、《卖花记》、《绣荷包》、《四季花》、《贩茶歌》、《怕老婆》、《劝世人》、《数古引今》、《大脚婆娘》、《老婆嫌老公》、《新旧婚姻对比》等等，且多数以口传授徒，凭博闻强记一代代流传下来。唱词通俗压韵，如：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”，“开天辟地是哪个，哪个把苍天补起来”；“日出东方一点红，秦琼打马进山东”，“赵太祖雪夜访赵普，刘备关张访卧龙，张良背剑访韩信，文王访过姜太公”；“老人喜欢唐朝传，年轻人喜欢宋朝文，道士喜欢封神榜，和尚喜欢唐僧去取经，小孩子喜欢哪吒去闹海，王金龙喜欢玉堂春”；“说的是一九四二年，赣北来了小东洋”，“三月桃花景，听我来唱一个怕老婆的笑话”等等。几乎所有艺人能即兴创作，使演唱充满激烈、悲壮、传奇、诙谐气氛，使各类听众都能摄取自己的“口味”，踏入书场便废寝忘食。 

　　清代的书场，碰上好年景，一开场就是连续十天半月，座无虚席。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每逢红白喜事说书时，听众都是通宵达旦，不肯离场。有能者还即兴现编参与演唱，这种情况几乎村村都有。鼓书这时还成为展现自我的平台。 

　　鼓书虽然用的是一鼓一板，没有布景服饰，于普通场地，多系盲人一、二，但内容之广博、艺术之精妙却令人叫绝。复杂多变的击鼓和出神入化的演唱，使都昌鼓书达到一种完美的艺术境界。若论难易，击鼓比演唱更为精深。它随演唱内容千变万化，还来于演唱人对内容的理解，驱心使然，且不论几十年难练得指腕随欲。 

　　鼓点声声，或如叩门，或如雷动，或如万马奔腾，或如小溪滴水……那铿锵惨烈的战场，那如哭如诉的悲情，那花粉情柔的甜蜜，无不让人身入其境，亦激越，亦落泪，亦动情。从书场出来，心还浸在书里，成为茶饭、劳作时的话题。鼓书，成为都昌百姓的食粮，成为一种精神寄托。 

　　人们从鼓书中获得的不仅是娱乐，还有知识、情操，心灵的洗涤，精神的升华。有的人听书竟能弃恶从善，改邪归正；有的夫妇竟能破镜重圆，恩爱如蜜；有的青少年竟能以书为模，忠肝义胆，征战疆场为英烈……都昌鼓书之所以千年繁衍不息，正由于她的精神魅力所在。  

　　都昌对鼓书的钟爱，潜移入寻常生活，并发展为多种艺术形式。盛于明代的《扎化子》就是其一。叫化子每遇喜事乞讨，以瓜瓢当鼓，击鼓贺彩，其主体唱词就是鼓书《十字》。此舞已收录于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。都民吃饭敲桌当鼓，睡觉拍壁当鼓，劳作击锹当鼓。同时，“讲传”派生了“讲故事”，而使都昌也成为故事之乡。以至单田芳一开讲，都昌百姓宁愿放下食中碗，停下手中活，也要一听方休。鼓书还繁衍了千百个坐堂曲艺团，“三分白，七分唱”，乐队和演唱由鼓板指挥。鼓书又催生了渔鼓，集鼓板、道情、念唱、表演于一体，扩大了演员阵营，成为舞台艺术的新门类。更为可喜的是：渊源深厚与鼓书相连的文化遗风，还造就了都昌历来成为赣北地区的“状元之乡”。“含辛茹苦，读书第一”成为都昌精神。 

　　一九五八年，文化部长视察都昌文化工作，都昌被评为“全国群众文化先进县”，鼓书和故事都是重场戏。一九九０年，都昌土塘文化中心再次登上全国先进榜，村村普及的鼓书演唱功不可没。上级领导夜访基层时，闻村野荡漾阵阵鼓乐，不禁惊叹：“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！”  

　　都昌鼓书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，创造过辉煌的精神业绩，这种精神激发了人们极大的热情，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，为建设祖国发挥了特殊作用。在数十万人民改造山河的战役中，鼓书就是号角，就是万马奔腾的扬鞭。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王芳的击鼓催军，似乎就是都昌的实景录像。在鼓书的激励下，民工挑土把小畚箕改用大板箕，撤大板箕换大谷箩，寒冬竟赤膊汗流……那种场面，令惰者毛骨悚然，无地自容！简直不可思议，鼓书竟能演绎出如此波澜壮阔的战斗诗篇！ 

　　近年来，县文化部门对这一传统艺术不断进行挖掘、改造、发展，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。一九八一年，艺技精湛的朱毛仔以创作书目《智取敌碉堡》和传统书目《苦媳妇》，同师弟刘天保在“江西省曲艺会演”中双获创作表演一等奖；二００四年，县文化馆采渔鼓形式，以崭新亮丽的面貌艳登舞台，一书《银珠璀璨照水乡》两摘全市会演金皇冠，并获七项嘉奖；二００六年，改编创作的《开拓进取江地人》获全省会演一等奖；移植书目获南京军区会演优秀表演奖；二００七年，改编创作的《畅廉谣》在九江市文化遗产会演和系统会演中再评双第一。都昌已有六个书目入选《中国曲艺音乐集成》，成为中华民族永久性文化资源。  

　　我们紧信，都昌鼓书必将以其厚重的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，作为我国民族文化遗产得以重视、保护、发挥更大作用。